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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贯中西,博学多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,为何在巅峰时期自沉湖底?

2022-12-14 18:52:33 1725

摘要:国学大师陈寅恪,曾在西南联大课堂上,这样说:“前人讲过的,我不讲;近日讲过的,我不讲;外国人讲过的,我不讲;我自己过去讲过的,我不讲。现在,只讲未曾讲过的。” 陈寅恪真霸气,可这么霸气的他,却对一个人推崇备至。他说,“几若无涯岸之可望,辙迹...


国学大师陈寅恪,曾在西南联大课堂上,这样说:


“前人讲过的,我不讲;

近日讲过的,我不讲;

外国人讲过的,我不讲;

我自己过去讲过的,我不讲。

现在,只讲未曾讲过的。”

陈寅恪真霸气,可这么霸气的他,却对一个人推崇备至。他说,“几若无涯岸之可望,辙迹之可寻。”

这个人就是王国维。

王国维一生著作颇多,仅三本足以傲视整个学术界:


《殷墟书契考释》的发表,将中国历史向前推进1000年;


《流沙坠简考释》被鲁迅称为真正研究国学的书;


《古史新证》中的“二重证据法”,成为了二十世纪考古学与考据学的重大革新。

郭沫若这样评价王国维:


“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,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,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,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”。


然而这样一位,学贯中西、博学多才的王国维,却在人生巅峰时期,选择自沉湖底。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?


1877年12月3日,在钱塘江边上的一座宅院中,王国维呱呱坠地,声音不算响亮,但却在不久的未来,发出中国最震耳欲聋的声音。

7岁时,王国维开始接受启蒙教育,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,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,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。

15岁时,王国维考取秀才之名,与陈守谦、叶宜春、诸嘉猷被誉为“海宁四才子”。

王父对王国维寄以厚望,希望他走仕途,重振家族荣耀。不料向来遁规蹈矩的王国维,突然“叛逆”起来。

王国维的“叛逆”之路,要从前四史说起。他在《三十自序》中说,“16岁见友人读《汉书》而悦之,乃以幼时积蓄之钱,购前四史于杭州,是为平生读书之始。”

王国维发现,相较时文绳墨,他更偏爱文史典籍。王父才不管王国维的喜好,催促他去赶考。而,他在秋闱考试中交了白卷。


志不在科举,不能正面与父亲硬刚,王国维只好曲线救国,故意落榜。


他将大部分的精力花在了文史研究上面,到了科举的日子,王国维干脆没有进场。恰逢这次考试出现了舞弊案,算是对父亲有个交待。

这场舞弊案,让王国维彻底放弃科举。他认为这样的选拔环境,很难选出栋梁之才,无法救国救民。


时逢大量西方文化输入中国,王国维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。他想,也许先进的西学能带来新启发。

王国维渴望留洋,学习新学,无奈家贫。他便决定去西学最发达的上海,近距离感受新学的魅力。


王国维的“叛逆”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,开启了人生新的征途。


侨居日本京都5年的王国维,心念故园,兼之不愿拖累罗振玉,决定举家回国。他先将家小送回国,独留长子在身侧。

1916年2月7日,王国维与长子王潜明从长崎港登船回国。在海上颠簸3天,又遇上大风浪,俩父子晕船晕得起不来床。


身体不能动,脑袋能思考。王国维躺在客舱的床上,思考未解读出来的甲骨文字。废寝忘食地思考,终于在抵达中国近海时,他成功解读出三个甲骨文字。

兴奋的他,忘记了身体的不适,爬起来向罗振玉分享。


王国维在日本的这5年,都是与罗振玉一起研究中国传统文化。在甲骨文、简牍学、敦煌学上有所建树,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。

早年的王国维放弃科举,一心求西学,却为何转向了古史研究,看重传统文化呢?这要从他到上海谋生说起。

1898年正月,21岁的王国维来到上海,入《时务报》馆,成了一名校对,兼门房。


在报馆工作时,王国维结识了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罗振玉。彼时罗振玉已是知名学者,在上海开办了《东文学舍》。

某天,罗振玉看到王国维的《咏史诗》:


“千秋壮观君知否,黑海西头望大秦。”


罗振玉觉得这人气魄非凡,定非凡品,起了结识,提携之心。

1900年,王国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留学日本。他还让王国维在其主办的《教育世界》上发表大量的学术性文章。

彼时的王国维,醉心叔本华、康德、尼采等哲学思想,研究得有些走火入魔。这时,罗振玉给了他当头棒喝。


罗振玉劝王国维说,“尼采诸家学说,贱仁义、薄谦逊、非节制,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,则流弊滋多。”

西方文化发源于西方的土壤,有着西方的习俗,如果照搬到东方的土壤上,恐会水土不服。


一个国家文化亡,则国亡,天下亡。想明白这一切的王国维顿悟了,他找到了自己的路。


王国维决心振兴中国传统文化,让其代代流传。从此,他在这条路上一去不返。能让文化流传的途径唯有书籍和教育。

时间就转到了他侨居日本的时光,这5年里,除了开头提到影响后世的著作,他还开创了甲骨学中用断痕相接的先例,后世叫“甲骨辍合”。

1925年受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后,主讲史学,将自己毕生的研究倾囊相授。桃李门生、私塾弟子遍布中国史学界。

在清末民初的年代里,西方世界代表着先进、自由,所有人都向西方看齐。而,王国维一路逆行,企图文化救国,向世人展示东方文化的魅力。



1923年,在罗振玉的运作下,钦点王国维成为“南书房行走”,以秀才之名,陪天子读书。

“南书房行走”号称帝师,历来非进士、翰林以上学问渊博之人不得为任。而王国维一介布衣,与杨钟羲、景方昶、温肃三人同时入南书房工作。

这是莫大的荣誉,而,王国维却如坐针毡,惶惶不可终日。看不见溥仪,在诺大皇宫无所事事,他感到很不安。

王国维给溥仪上折,恳请他将紫禁城改成博物馆向世人开放。其目的是让世人看到中国文化的灿烂,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。当发生危害后,世界会保护它。

溥仪不予理会,他将故宫的一切,视为私产和祖产。


一折未果,王国维又上一折,向溥仪陈述西学西政的危害和弊端。


他认为弱肉强食的西学西政,必会被东方文明道德所取代。国家的长治久安,还是要依靠周公、孔子思想。

而,溥仪却认为外来都是好的,中国除了帝制,什么都不好。

王国维的建议石沉大海,他只好在景阳宫读书、校正书籍度日。

1924年11月,冯玉祥派兵威逼溥仪出紫禁城,溥仪被迫登上了前往天津的车驾。


王国维也夹杂其中,这一天,他结束了“南书房行走”的日子。被人用枪赶出来,这让王国维从内心感到了屈辱,如鲠在喉。

1926年春夏,冯玉祥的西北军加入国民革命军,命其部下开进河北。北伐的脚步逼近北京,北京城内风声鹤唳,人人自危。


文化名人李大钊在北京被凌辱致死,而,学者叶德辉因留有辫子,被冠以“前清遗老”的罪名杀害。他们的死让王国维感到了悲凉与恐惧。


1927年6月1日,王国维的学生姜亮夫来访。王国维问姜亮夫,对他留辫子怎么看。姜亮夫说还是顺应时局的好,又说了些宽慰的话,让他宽心。

王国维却说:“我总不想再受辱,我受不得一点辱。”

一生坚守的文化,被人弃如敝履。本想多读书、多教点学生,可时代却不允许。

文化一旦消亡,国还能为之国吗?王国维绝望于文化的式微,更绝望于自己的无能为力。


1927年6月2日,王国维与平常无异,吃完早饭来到校园,照常处理完公务后,向同事借2元钱。因王国维平时没有带钱的习惯,大家对他借钱,习以为常。


王国维拦了辆车前往颐和园,来到昆明湖鱼藻轩。他坐在一旁的石阶上,静静地抽了一支烟,扔掉烟头后,纵身跳入湖中。

湖水不深,落水后,王国维很快被救起。救起时,他的衣衫还没有完全湿透,口鼻全是淤泥。

检验官从王国维的口袋中发现他的遗书,上面写着:“五十之年,只欠一死,经此世变,义无再辱。”短短16个字,别无他言。

王国维的死震惊世界,引人热议。他的死显得神秘莫测,成了一段谜案。

对于王国维的死因,最接近真相的莫过于好友陈寅恪的推断。他说王国维是为文化而殉道。

1929年,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时写道:


“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,


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,


惟此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,


历千万祀而与天壤同久,共三光而永远。”

当一种文化衰落时,文人必因文化的式微而感到痛苦。爱得越深,痛得越深,当无力承受时,唯有一死,只求心安。


王国维的这一生,唯陈寅恪读懂了他的绝望与悲凉,理解他的选择。

王国维不喜政治,只谈学问;不喜交际,只专研究。他将满腔的热情倾注于文化上面,希望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,并得到传承。然而,这一跳,终结一切。

此后经年,大师难觅。一颗学术之星就此陨落,令人惋惜。

在经济日益发达的今日,浮躁成为了主旋律,这种浮躁甚至波及到了文化界。


知识分子逐渐划分成两个阵营,一个是市场化,一个是犬儒化,像王国维这样纯粹的学者已经不多了。

泰戈尔有句名诗:“天空没有留下鸟的痕迹,但我已飞过。”


王国维如同这飞鸟,掠过天际,留下传说。

. END .


【文| 幽 】

【编辑| 丹尼尔李】

【排版 | 毛毛雨】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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